普选观察泛民派的滑铁卢

  香港政治总有今人意想不到地方。

  高调声中起步的“元旦游行”与“占中公投”,原本期望能有数以十万计的参与者,最终却只来了令人惊讶的3万与6万人。

  “泛民主派”自然是大失所望,公众也倍感奇怪——相同的行动,一年前还是13万与22万,何以一年内有如此变化?难道香港政治格局已然改变?抑或,“泛民”的政治实力已消耗殆尽?

  “示威”不成反“示弱”

  媒体对此的评论大相迳庭。《苹果日报》社论发出哀叹《元旦游行 就这样被梁振英嘲弄?》,文中充满不解与愤懑,埋怨支持者的沉默与被动。

  一些中间媒体则认为:对极端政治行为的担忧,是令“泛民”支持者此次止步的主要原因。

  然而,不论持何种立场,一个普遍的看法是,此次“游行”与“占中公投”(“泛民”改称为“全民投票”)失败,不仅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政治效果,反而是“示威不成反示弱”。对于主张“占领中环”的“泛民”而言,2014年的开局已不是一个好兆头。

  如果只从表面的人数进行分析,的确太少。2013年元旦游行,主办者“民间人权阵线”宣称有13万人,尽管数字有水份,但毕竟形成了一股压迫性气势。而2012年3月22日举行的特首选举“全民公投”,参与者更是高达22万。

  因此,这次人数只有一年前的1/3甚至更少,无疑是严重的退步。但如果仅以此来判定政改走向、“占中”未来发展,还不够全面。

  “泛民”派的两大失误

  “公投”与游行人数之所以少,既有“泛民”策略上的判断失误,也有战术上的排布失当,但更多的却是受政治大气候影响。

  先说策略上的判断失误。游行前一段时间,香港发生“免费电视牌照”风波,“泛民”利用“电视魔童”王维基发起声势浩大的“倒梁”运动。

  以当时的群情汹涌以及几乎一面倒的舆论风声,“泛民”主事者想当然地认为,此事必然会推高游行人数,因此放软手脚,既无宣传也无言词上的鼓动。

  然而真实的民情却并非如此。政治归政治,民生归民生,市民们分得十分清楚。更何况,王维基最终获得中移动卖出的流动电视牌照,事情已获圆满解决,民愤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。

  再说战术上的排布失当。往年元旦游行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,要么是普选要么是要谁下台。但此次口号并不鲜明,更加入“占中公投”主题,而所要投的三个选项﹕1、提名委员会是否要增加代表性;2、是否认同不设筛选;3、是否应加入公民提名元素,皆太过空泛。

  用某位“泛民”议员的话,这些都是“阿妈是女人”的事实,根本无需投票。原本以为两项活动同时举行,可以起到正面的“叠加效应”,结果却是相反。

  港人温和避忌“高敏”运动

  当然,如果香港民怨真的如“泛民”所言如此强烈,即便策略失误,最终人数也不致有如此大的差距。所以,深层原因是,客观事实正朝着“泛民”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,而“泛民”未能及时察觉。

  事实上,近十年来,元旦游行人数一直徘徊在两三万人之间。2013年之所以有13万之多,除了严重的统计水份之份,还有综合因素导致。

  因此,今年游行人数3万完全正常,本就是真实的香港民意,只不过“泛民”沉浸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民意假象而一时无法接受。

  其次,香港市民普遍温和,对“公投”这类高度敏感的政治运动十分避忌。2012年的特首“公投”人数高,实是由于唐梁的激烈竞争所催化。而其议题简单易明,远非此次挑战《基本法》决定的违宪性内容可比。

  “泛民”支持者的政治疲惫感不断增强,而普通市民对极端政治行为的忧虑也在加深。从2012年3月份开始,针对梁振英的游行、示威活动数以百次计,其间更有激进违法的政治暴力充斥其中。

  一次又一次的游行,最终又无法取得足以振奋人心的战果,结果必然是在透支“泛民”的号召力。

  而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,更让那些占大多数的中间市民感到忧虑。“‘港独’冲击军营”、“拒绝到中联办会谈”、“与‘台独’人士合作”等等,任何理性的市民都不会为此感到高兴。

  “占中公投”无法取得预期中的效果,对戴耀廷等人来说,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

  当然,他可以用“只是一次预演”、“真正公投还未展开”作为借口。然而,弥漫在整个“泛民”阵营的失望情绪,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也必然会对接下来的“占中”运动产生负面影响。